譯者前言：在近年的普及下，很欣慰許多人已經開始意識到，六四時學運已經席捲全國各個主要城市，清場亦是全國性的命令，不單單只是北京的事，即使北京絕對是漩渦中心，但也不可因此忽視掉其他地方。過去幾年中，我陸續看見有人講述了上海、成都等地清場時的悲劇。重慶的歷史似乎鮮少有人提起過，不過老實説在時任市委書記的袒護下，重慶的結局確實還算全國不錯的。我找到了 Voices from the Protest Movement, Chongqing, Sichuan 這篇記錄重慶示威情況的文章，於六四33年之際翻譯並分享出來，以示世人勿忘歷史，原文刊於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0 年 7 月號，作者為澳洲國立大學的 Anita Chan 和 Jonathan Unger。

重慶是中國内陸的大城市之一，舊稱 Chungking 。這座城市在海外最廣爲人知的一點是二戰期間國民黨曾將此定爲戰時首都。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毛澤東發動的將軍事設施向内陸省份轉移的「三線建設」運動下，重慶成爲一座生產軍事設備的主要中心。今天這兒的產業更加多樣化，集中了全國30%的摩托車和汽車製造業。[1]

與北京的民主示威和西安、長沙、成都的暴力衝突相比，1989年春天在重慶的動蕩溫和許多。儘管如此，過去五年來在民眾中積累的挫敗感在此與其他地方一樣爆發為大規模抗議。在接下來的幾頁中，我們將重點關注這些挫折，並展示它們在不同社會階層中的不同之處。 我們還將看到，相互誤解和不信任如何破壞重慶不同階層抗議者之間的合作。

我們不在現場，但我們採訪了兩位來自重慶的前民運人士， 他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背景，從不同的角度講述了這場運動。 他們從未見過面，但在北京大屠殺後，他們各自躲過追捕逃到了香港，我們在 1989 年 11 月和 12 月期間分別對他們進行了採訪。他們最近都獲得了西方國家的難民身份， 離開香港到國外生活。

第一位受訪者姓王，32嵗，在被迫逃離之前，他是重慶 19 所高等教育機構之一的初級教員。雖然他很年輕，沒有參加過1966-68 年的文化大革命，但他在那個時候年齡夠足以令他記住了當時的派系暴力。1989 年春，當他成為大學抗議運動的顧問和領導者時，他對紅衛兵的酸楚記憶使他對學生施加了適度的影響。他對其中一些學生主張極端紅衛兵式行動（下文討論）的描述應該提醒我們注意學生運動中的暗流，這些暗流有時會危及抗議活動的和平性質。

第二位受訪者姓侯，來自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和職業背景。在飛往香港之前，他是一名私人企業家，一個「個體戶」。個體戶這個詞，字面意思是「個人私有家庭」，在漢語中具有特別複雜的内涵。該術語包括自僱修理工、出售早餐煎餅或走私進口服裝的街頭小販，以及自己擁有出租車的出租車司機，但也包括工廠主和利用其關係腐敗地賤買貴賣的投機交易者。20世紀80年代初，大多數最初的城市個體戶出現在社會主義階級制度的邊緣：那些沒有能力在國家部門獲得穩定工作的人，當國門打開時，他們開始為自己的生活而奮鬥，作為脫離失業者行列的一種手段。因此，個體戶一詞帶有兩種相反的含義，它既讓人聯想到與英語「企業家」（entrepreneur）一詞相似的主動性和足智多謀，又帶有遭人反感的含義，即指代那些在社會上被懷疑用非生產性和不总是追求高价的手段來賺錢的人。知識分子和學生往往對個體戶不屑一顧，指責他們哄抬物價，如果他們做得很成功，則會被視為暴發戶而加以憎恨。[2]

直到 1989 年 6 月，侯先生都是典型的成功個體戶。他在一個貧困的工人階級家庭長大，家中六個孩子都不能吃飽穿暖，他的人生理想一直是賺大錢。高中畢業後，他成為了重慶一家大型軍工廠的工人，但他覺得那裡的所有主動權都被成批的官僚扼殺了。當鄧小平推行的經濟改革政策帶給他「做自己的事」的機會時，他湊了300元借來的錢，開了一家私人餐館。每天工作 12 小時，他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並利用收入繼續從事更有利的工作。到 1989 年，29 歲的他擁有兩家塑料廠，僱傭了幾十名來自農村的散工，以人民幣計算，他是百萬富翁。

我們會從這兩個人的兩種視角，輔以《重慶日報》的文獻資料，來關注重慶的民主運動。 從這三個不同位置，我們將試圖區分學生、侯先生等私營企業家和工人在抗議運動中的不滿和作用。

遠方的轟鳴

與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樣，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後，重慶的大學生是第一批集體行動的群體。 不過，起初他們的活動僅限於校園圍牆内，《重慶日報》完全沒有報導。 儘管如此，讀者還是有可能從當地報紙上感受到一場全國性的危機即將來臨。據官方新聞報導，在中國其他地方，北京新華門外、西安和湖南省省會長沙剛剛爆發了對抗和騷亂。[3]對胡耀邦在北京的葬禮的報導，其坦率的態度和生動的細節讓人聯想到1957年百花運動期間的報導。[4]善於閱讀報紙文章字裡行間的人可以看出，對於一個被廢黜的領導人來說，在一份城市報紙上出現這樣不同尋常的待遇，只能説明連該報社的黨支部也處於一種反叛的情緒中。[5]

儘管如此，在最初的幾周里，當地報紙也試圖阻止重慶的任何傳染性劇變。文章暗中指出，城市的治安可能處於崩潰的邊緣，嚴重威脅社會和政治穩定。去年，重慶被指控犯有嚴重刑事罪行的人數猛增了45.2%；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數猛增了62.8%；被處決的人數，增加了 50%。 這對人們的警告很明顯——任何抗議行動都會為進一步的犯罪和動盪打開大門。[6] 所有政府支持的「群眾組織」的領導都被召集，聽取市政當局關於如果事態失控就會回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混亂局面的世界末日般的設想。[7]

個體戶登上舞臺

五月初，學生們確實湧上了重慶街頭，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是在兩個小個體戶的鼓動下發生的，這兩個人不太可能在學生面前發揮催化作用。據參與了這些活動的侯先生說，這兩個個體戶其中一個是21歲的理髮師，另一個是為一個私營企業家當跑腿女郎的青年。為了增加收入，這兩個年輕的個體戶經常帶著塞滿四川香煙的行李到北京去，因為首都的香煙比中國內地要貴很多，這種小買賣帶他們在四月來到了北京。他們在那裡看到的學生示威活動對他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他們回到重慶時，看到重慶學生溫順地順從當局，「只是在校園裡轉悠」，他們感到非常失望。兩位年輕的個體戶是侯先生的熟人，他們去找侯先生商量該怎麼做。當天晚上，他們決定去重慶大學發表公開演講，以喚醒學生。但他們意識到，如果他們以個體戶的身份去，學生們會反駁和嘲笑他們。因此，他們萌生了冒充北京師範大學學生的想法，以使他們具有來自中國中心的使者的可信度。他們聯繫了重慶大學的學生，包括侯先生在內的六位個體戶於5月4日前往該大學，幫助煽動學生。

2000多名渴望了解最新進展的學生齊聚一堂，聆聽這兩名「北京學生」動情地講述首都的學生運動以及官員的暴利和腐敗，當地電視台對這次集會進行了錄像。在聽眾中，王先生回憶說：「許多人相信他們，包括我自己。他們講得很好，很有說服力。」他們成功地喚起了學生上街遊行的熱情。據王先生說，在學生遊行隊伍興奮地回到校園後，這兩位發言者被選為五人領導委員會的成員。當天晚上，他們睡在學生宿舍，并於5月5日凌晨被公安人員逮捕。[8]兩名年輕的個體戶，熊長平（音）和段泉（音），兩天后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當地媒體立即對本案進行了大力宣傳。 王先生回憶說，這件事讓學生們感到非常尷尬。 媒體嘲笑他們：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竟任由兩個冒牌貨操縱自己。 王先生觀察到，當學生們意識到這兩個「學生」是最糟糕的「個體戶」時，「他們覺得被騙了，不想再站起來示威了」。 另一方面，侯先生對他的兩個朋友被捕和他們的刑期公示深受影響。 在電視上他看到了他們的「反革命」演說和他們在拘留所的所謂「懺悔」的電影片段，他們的臉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不過，侯先生可以肯定，他只能在他們的臉上看到憤怒的反抗。 隨後，其中一位去監獄探望他們的母親告訴他，儘管遭受酷刑，他們實際上還是拒絕認罪。

重慶抗議運動的第一階段只是凸顯了學生和知識分子與這些自僱人士和小資本家之間的鴻溝。中國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往往覺得，像過去幾個世紀的文人一樣，他們是任何道德正義事業的正當領袖。從王先生回憶的語氣中可以看出，讓卑微的個體戶偷走這個衣缽，對他們的自尊心造成了雙重打擊。

就個體戶，即侯先生和他的朋友們而言，對學生懷有復雜的自卑感和優越感。一方面，他們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他們緊緊抓住學生運動，響應其口號，部分原因是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太低，無法得到尊重。他們冒著風險擔任學生事業的領導，部分原因是他們覺得有必要證明，儘管他們的地位和聲譽很低，他們是正直地關心國家事務的。正如侯先生對我們說的：「當然，作爲個體戶，我們覺得我們也應該加入這種正義的運動。」

如果按照侯先生的說法，一些個體戶同時也覺得他們比學生和其他社會群體更優越。最重要的是他們有錢。他們的收入可能是普通工薪階層的兩倍、三倍或許多倍，而且他們為自己通過自己的聰明才智賺到的錢感到自豪。在運動期間，他們慷慨解囊。侯先生主動向他的個體戶朋友和熟人募集捐款。此外，在北京發生六四屠殺的第二天，他就捐錢給學生買了一台複印機，以加快新聞在重慶的傳播速度。在北京，作為另一個例子，高調的「飛虎 」摩托車隊作為新聞信使在城市中飛馳，許多人帶著無線頁面呼叫器，在抗議活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個體戶是現金和物質支持的重要來源——食品、通信設備、車輛等。他們的熱情和慷慨讓很多人感到驚訝，並為他們塑造了一個新的形象。正如一位曾是北京 「飛虎」車隊成員的個體戶後來在一份香港雜誌上寫的那樣：

每當個體戶經過其中一個學生的捐款點時，他們都會停下來捐錢——從十塊、幾十塊到一千甚至幾萬塊錢，以表明我們個體戶發自內心的真誠。 所有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絕食的學生，都淚流滿面地向我們「飛虎」車隊打招呼：「北京的個體戶萬歲！」自從個體戶這個詞出現以來，我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難以想像的口號，「個體戶萬歲！」[9]

他們對學生的支持不一定是故意算計的，但很明顯，像侯這樣的個體戶希望用他們新賺來的錢來購買社會尊重、聲望和地位。 他們希望受到「人民」的歡迎。

在重慶，由於運動初期兩名年輕的個體戶被抓捕和曝光，他們未能獲得與北京的個體戶同等程度的認可和接受。 重慶當局利用這一事件，採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 即便如此，侯先生和他的同事們仍在繼續活動。

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個體戶有他們自己的不滿，但這些不滿很容易被包含在廣泛的學生運動口號中，如 「民主」、「反對腐敗」、「打倒官僚主義」、「反對暴政」。在激烈的情緒中，共同的敵人提供了團結的力量，即使一些口號的內容，如果仔細看的話，可能會導致學生和個體戶站在對立面。畢竟，當學生和其他人抱怨腐敗時，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想到了個體戶。

然而，民眾在這方面對個體戶的反感並不完全正確。侯先生最大的抱怨是經營企業的不安全感，原因是沉重的稅收和各種各樣的「捐款」、「特別稅」以及對各種政府機構的官員的賄賂。對於一個個體戶來說，區分哪些是進入公共財政的，哪些是進入私人腰包的，哪些是進入中央政府的，哪些是進入地方政府的，此事並不容易。侯先生憤憤不平地列舉了除常規營業稅之外的非正常徵稅：

殘疾人基金會（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是該基金會的主席）再次來要求「捐款」。 你必須「捐款」，根本無法拒絕。「捐款」的金額取決於您的業務規模。 如果你不給，他們會讓你穿「小鞋」（給你帶來各種不便）。 因為我的生意很大，我每次都要「捐」上千元，一年好幾次。 除了鄧樸方的機關，還有很多人圍了過來。 甚至有人告訴我，我最好為亞運村的建設捐款。 我們感到我們的生活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除了這種徵收外，全國每年由個體戶支付的常規營業稅已達到約200億元。[10]該稅款預先確定為企業規模的百分比，而不是按利潤的百分比。即使該企業當年是虧損的，也必須繳納。因此，侯先生說，一個個體戶必然要學會如何逃避一些稅收負擔，以免他被迫停業。他發現自己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採取腐敗行為。

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個體戶，你必須建立起你的關係。我們必須結識公安機關的人，這對我們的業務是必要的。公安局的人工資很低，所以他們喜歡和有錢的個體戶交朋友。我們在某種程度上相互幫助。我們宴請他們，給他們買煙，招待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朋友——酒肉朋友。

與公安人員和腐敗官員的交往，為個體戶帶來了通過逃稅和不道德的商業行為賺錢的形象。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正是想通過參與民主運動來擺脫這種形象。他們希望被看作是誠實的，正直的。我們可以從與侯先生的長時間談話中得知，他和他的同事們真誠地希望他們可以在一個以功績為基礎的社會中運作，而不是一個以腐敗的特殊關係為基礎的社會。他們自己畢竟不是官員的親屬，他們是腐敗的給予者而不是接受者。他們不得不與貪婪的官員分享自己的收入，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令人沮喪的。在1989年的抗議運動中，一部分新的有錢階層對舊的權力精英進行了反叛。

學生們走上街頭

正如在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樣，重慶的大學生站在了民主運動的中心。從5月中旬開始，他們是組織最嚴密、最持久的，儘管不一定是最激進的。

5月4日之後，重慶的學生活動由於發現他們被這兩個個體戶誤導而幾乎崩潰。北京學生絕食的消息傳到各省後，人們的情緒才再次高漲起來。 5月17日，重慶爆發了規模最大的學生遊行，有一萬名學生參加，媒體在頭版進行了 「客觀 」的報導，包括一張突出顯示一些挑釁性橫幅口號的照片。[11]隨著國家首都的民主抗議活動愈演愈烈，重慶當地媒體的民主派開始表示同情。第二天，即5月18日，媒體對事件的報導更加大膽，更加詳細。 18日，2000多名學生在市政府前靜坐，其中82人開始絕食。與北京的學生一樣，他們要求與當地官員進行對話。據媒體報導，這些學生得到了 「該市居民的熱情支持」。到現在，一些當地的新聞人員甚至自己也加入了抗議活動。

市政府方面則不遺餘力地避免發生衝突。據當地媒體報導，交通警察幫助緩解了交通擁堵；治安警察與一家餐館達成安排，為遊行隊伍設立了飲料供應點；警察幫助暈倒的學生上了救護車；在漫長的熱天結束時，市交通局調動了167輛公共車輛和500名工作人員，將一萬多名學生送回各個校園。 [12]繼李鵬和趙紫陽在18日清晨看望絕食的學生後，重慶市委書記肖秧也來了。他冒著大雨，於19日凌晨2點看望了絕食的重慶學生，敦促他們注意身體，結束絕食，並承諾將打開對話的渠道。

這是北京宣布戒嚴前幾天重慶發生的事情的官方版本。王和侯所敘述的相同事件，在某些地方與官方的說法不同。官方版本試圖將這場運動描述為主要是 「學生」運動，它是有秩序的，沒有小規模的衝突。實際上，學生運動現在已經成為一場群眾運動，儘管遊行和集會普遍具有非暴力性質，但還是發生了幾次與警察的對抗。 18日，聚集在市政府外的人群砸碎了市政府的招牌，這一反抗行為具有充分的象徵意義，王和侯分別以激動的語氣向我們講述了這一事件。第二天，就像精神上的大壩被打破了一樣，一群學生和其他人一起衝進了市政府。但由於擔心當局會以此為藉口放開軍隊，而當時顯而易見軍隊正部署在城市的關鍵地點，所以人群沒有接管大樓。相反，他們開始佔領大門外的走廊。同一天晚上，警察抓住了十幾個高舉新工人團體旗幟的工人，把他們拖進市政府，徹底毒打了一頓，並在第二天將他們釋放。

按照承諾，市委確實在5月20日派了一個市級官員代表團與學生和其他抗議者進行了對話。但根據王先生的說法，抗議者本身過於混亂，無法進行適當的對話。他們沒有製定一個共同的綱領，也沒有一個具體的訴求清單。每個參與的學校和工作單位都只是派出了七八個代表，這些代表都是在草率的情況下，幾乎隨機挑選的。在指定的日子裡，包括王先生在內的兩百多名代表湧入市政府，而包括侯先生在內的一萬多人則在外面等候。

對話中提出的問題和觀點五花八門，完全不協調。學生們提出的要求包括：市政府責令電報局取消重慶示威者向北京學生發出聲援信息的禁令；重慶市政府應該發出自己的聲援電報；市委書記應該像趙紫陽那樣，而不是像李鵬那樣。王先生代表大學提出的一個問題可以看出學生訴求有多分散。前年，他所在的大學的學生為一個 「綠色」問題舉行了抗議：隔壁的一家工廠向校園噴灑有毒氣體。在爭端過程中，重慶市委書記肖秧親自來到大學，安撫學生。在他的講話中，他發表了一個聲明，大意是在重慶不存在官方的暴利行為。當時沒有人敢於挑戰他，現在，王先生想知道肖秧是否會繼續堅持他一年前的聲明。他還花了很多時間來要求澄清一起與建豪華酒店有關的著名涉嫌貪污案件。

廉潔從政是王先生和學生們的正義訴求，而職工代表的訴求則涉及工作保障、薪酬和福利待遇。 幾個小時漫無邊際的「對話」結束後，代表們再次從市政府湧了出來。 市委沒有給出具體的承諾， 一無所獲，沒有人滿意，抗議活動將繼續進行。

運動的曲折、學生的訴求，以及地方當局處理抗議者的策略，都與北京的運動一脈相承。抗議者和地方當局都向北京尋求方向。北京學生絕食，重慶學生也絕食。趙紫陽看望學生時，重慶市委書記也來了。北京學生取消了絕食，重慶學生也取消了。重慶的口號和小調基本上是從北京複製過來的。重慶學生甚至工人抗議的理由都是「支持北京學生」，為北京示威者籌集了金錢和物資。很多重慶的學生都渴望去北京擴大天安門廣場的隊伍。 1000 人自告奮勇，最終 170 人在火車站被興奮的人群送行。北京是麥加，天安門是卡巴清真寺。從隱喻的意義上說，地方運動並不是為自己而存在的。它為北京的運動而生。

然而，在這個「支持北京學生」的總口號下，地方性問題和特定社會階層的不滿情緒確實被提出來。王先生指出了幾起令大學生們激動抱怨的問題。在通過殘酷的競爭成功進入大學後，學生們發現自己不幸被束縛在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僵化系統中，他們被當作機器中的無名齒輪，興趣和抱負都被完全忽視。此外，王先生說，學生們發現自己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即使是那些領取政府津貼的人，在高通脹的情況下也難以維持生計。在1989年春天，僅食物一項的價格就高達70元人民幣，大約是半個月的平均工資，遠遠超過了學生的津貼額度。王先生報告說，他自己的學生發現他們是父母的一個主要經濟負擔。

學生面臨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畢業後的就業問題。事實證明，讓畢業生自己在勞動力市場找工作的新政策並不受大多數學生歡迎。許多人發現他們的處境比以前更加不利。至少在以前的制度下，畢業生自動從大學直接分配到職位，即使不是他們想要的工作，他們也能得到一份工作。現在，隨著近期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的趨緊，一些人在城市就業中遇到了困難，尤其是女畢業生和來自農村的學生。從新制度中受益最多的畢業生是那些父母有權有勢或有良好關係的畢業生。一個旨在獎勵學術成就和技能的新制度，旨在取代一個容易受到特殊官僚關係影響的製度，但它本身很快就陷入了特殊主義的泥潭。學生們開始抱怨新系統比舊系統更不公平。 （在鎮壓抗議運動大約半年後，中國政府開始轉向以前的工作分配製度。）

然而，所有這些與學生生活直接相關的挫折感並沒有在運動中浮現。學生們把它們昇華為更崇高的目標，即反對腐敗和支持北京學生運動。通過這樣做，他們為重慶的其他團體加入他們提供了基礎。

學生的策略僅限於對黨的領導進行非暴力抗議，這為他們的運動提供了一種普遍的道德優越感。但據王先生說，堅持這一策略需要他自己和學生的其他導師付出一些努力。如前所述，一些學生傾向於重演紅衛兵運動。他們想以一種積極破壞性的方式發洩他們的挫敗感和憤怒。因此，校園裡出現了海報，呼籲將校長「拖出」並遊行以供公眾嘲笑。有人建議佔領廣播電台。在另一所重慶的大學，一群來自鄧小平家鄉的學生組織了一個「廣安聯誼會」，登上了前往廣安的火車。他們想挖掘鄧的祖墳，象徵性地將鄧小平逐出家鄉。但當他們到達鄧的祖村時，那裡已經有兩支軍隊重兵把守。學生們被捕了，據王先生所知，截至 1989 年秋天還沒有被釋放。

這些事件正中當局下懷，如前所述，他們在四月下旬已經採取了恐嚇策略，發出過可怕的警告，說抗議活動預示著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和暴力的回歸。[13]這樣的警告很容易讓所有曾經是紅衛兵暴力目標的官員和精英知識分子感到不寒而栗。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被一分為二，變成了狂熱分子羞辱和毆打像他們一樣的人的景象。意識到不適當的激進行為會使這一代老人團結起來，恐懼地反對示威者，王先生和其他教師試圖說服學生遵守更溫和的策略。王先生親自撕掉了那些鼓吹過度激進行動的學生海報，認為 「我們不應該偏離我們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主要目標」。

當局對幽靈般的紅衛兵的擔心也許並不是那麽不切實際。在過去的幾年裡，相當多的青少年和年輕人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重新產生了興趣。王先生回憶說，1988年，重慶的舞廳開始播放毛主義的聖歌《東方紅》。大約在同一時間，許多學生開始對閱讀毛澤東的著作表現出興趣。由於鄧小平和黨已經下令否定文化大革命，學生們故意去尋找文化大革命沒有那麼糟糕的證據。他們緊緊抓住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唆使被壓迫者起來與特權階層和權貴鬥爭的這一點，認為自己屬於腐敗的官僚體系中的被壓迫者，因此，儘管紅衛兵運動有過激行為，但他們認為這是一場正義的運動。在過去的幾年裡，收集文革時期毛澤東徽章的熱潮席捲了中國，這種徽章是紅衛兵曾經虔誠地收集的類型。王先生的一個朋友，一個曾與方勵志（一個最不可能被毛崇拜俘虜的人）一起學習的研究生，曾懇求王先生在重慶為他尋找這種毛澤東徽章。 1989年，許多這樣的徽章再次出現在抗議者的T恤衫和長褲上。[14]

親毛的熱潮中還有一個明顯的戰略因素。只要國家當局沒有否定毛澤東，毛澤東主義的旗幟就可以作為一面紅旗安全地揮舞，以攻擊鄧小平在1980年代的粉紅色旗幟。這顯然是約瑟夫·埃舍里克（Joseph Esherick）的論文中引用的當時非常流行的口號的效果，大意是：「毛澤東的兒子去了（死在）戰場上…… 鄧小平的兒子向所有人要錢」。毛澤東的語錄，如「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或毛澤東的評論，「鄧小平個子不高，但他的野心不小」，都可以揮灑自如地發揮作用。

工人的角色

生產工人大多以個人身份參加運動，很少作為工人隊伍走上街頭，高舉著標明自己工作單位的旗幟。那麼，他們在運動中是否發揮了任何重要作用？對這個問題有幾個答案。官方媒體故意淡化了他們的參與程度。當需要提及工人或其他非學術階層的重慶居民時，他們總是被描述為挑釁者，不知何故混入和平示威的學生中。除了兩名個體戶之外，在4月、5月和6月，《重慶日報》還報導了一些其他的逮捕事件。 5月4日，3人（1名農民，2名失業青年）；5月20日，9人（據稱都曾使用過暴力；9人中有2人是前科犯）；6月5日，5人因掀翻車輛被捕（據稱都是郊區縣的農民，其中幾人有犯罪記錄）；6月10日，2名女工因試圖煽動抗議，要求釋放6月5日被捕的5人（據稱其中一人因從自己的工廠偷走布料已經受到紀律監督）。[15]在同一時期，據說沒有一個學生、知識分子或白領被逮捕，這一事實向重慶人民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當局可以容忍學生運動，但不能容忍群眾運動，任何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試圖利用示威活動煽動動亂的行為都會被無情地粉碎。當局似乎還試圖將任何公開表達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視為非法行爲。

就抗議者自己而言，學生和知識分子對 「低層 」社會階層加入他們的抗議運動感到很矛盾。一方面，他們對工人沒有完全支持他們感到遺憾；另一方面，特別是在運動的早期階段，他們試圖讓工人和其他人保持距離，無論是隱喻還是字面意思。他們最關心的是樹立不受物質需求影響的無私理想主義形象，並通過開展嚴格的和平和溫和的運動來贏得當局的信任，他們在遊行和集會中把自己與圍觀者甚至是支持者隔離開來。 [16]但隨著抗議活動的增加，他們開始感受到民眾支持的熱潮，而且越來越明顯的是，成千上萬元的財政支持對他們的事業至關重要，他們開始考慮擴大基礎的好處。學生們開始在工廠里遊說，以尋求支持。

學生們最初的態度正中當局下懷，當局的噩夢是社會各階層的團結式戰線。當學生們試圖阻止其他人混入他們的遊行隊伍時，警察協助他們形成了一道人肉封鎖線。同時，工廠和其他工作單位也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警告工人和職員不要上街。胡蘿蔔和大棒同樣被揮舞著。工廠對在這幾週內堅持工作的人發放了大量獎金，而對那些離開工作場所上街或更糟糕的罷工的人，則威脅要進行懲罰。當學生們最終接近工廠與工人接觸時，警察和軍隊駐紮在工廠外，不讓他們進入。

工人們對這一切的反應是複雜的，他們很想加入，但又不敢，至少不敢以有組織的或公開的方式加入。作為工人，他們有自己的不滿，但學生們避免與這些不滿糾纏在一起。來自父母都是工業工人家庭的侯先生，討論了工人的情況：

侯先生觀察到，儘管如此，有三種特殊背景的工人階級確實公開參加了大量的抗議活動。他們是：來自重慶的失業青少年，他們的隊伍在過去一兩年裡隨著中國經濟的降溫而膨脹；再者是所謂的 「盲目的流動人口」，他們主要由前農民組成，在80年代的繁榮時期受僱於城市建設工作，但在1988年中期開始的國家經濟緊縮政策下，他們被大量解僱；再加上那些因人員過多而被從工廠遣返的產業工人。這些工人主要是在重慶建立的大型軍工廠的僱員。現在，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對軍隊的預算削減正在迫使人們削減生產。但工廠並沒有直接解僱不需要的工人，而是向他們提供大約70%的「基本工資」，並要求他們留在家裡。 [18]讓這些工人特別不安的是，「基本工資」不是正常工資的主要部分，他們被排除在外的獎金現在佔工人實得工資的一半或更多。更糟糕的是，「基本工資」並沒有隨著通貨膨脹而增長。他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生活費少得可憐，而且他們的情況每個月都在惡化。由於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他們憤怒地擠在示威的邊緣。

有全職工作的工人則需要謹慎得多。正如侯先生所說，「他們太擔心了，不敢加入。畢竟，工人要養家糊口，如果他們因為參加運動而被解僱，就沒有辦法生活了。」因此，那些想表示支持的人傾向於在下班後單獨匿名地出來。由於無法加入遊行隊伍，他們聚集在市政府前的廣場上。

儘管工人階級有這樣的顧慮，但在廣場上確實出現了兩個打著旗號的市民工人團體：重慶市民聲援團和重慶山城工人聲援團。它們幾乎是自發產生的，吸收了任何有興趣和有膽量的人加入。但在重慶，沒有與北京的工人自治聯合會相對應的、圍繞工人問題建立的組織。 [19]儘管這樣，6月4日之後，當局公開指控幾個工人建立了這樣一個工人聯合會，並將他們逮捕，顯然是為了恐嚇其他工人。

對北京大屠殺的反應

在6月4日之前的一周，重慶的運動已經沒有動力了。當局利用鐵路貨物運輸和城市交通的中斷的機會，對日益萎靡不振的示威活動的「動盪 」展開了宣傳攻勢。但隨著6月4日的臨近，氣氛再次變得緊張起來。那天晚上，侯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一台收音機前徘徊，第二天，他通過捐錢購買一台複印機，幫助向整個城市傳播這一消息。

這個城市再次震驚了。學生們開始了「空校運動」以表達他們的憤怒，彼此情绪激动地宣誓要到九月之後才返校。一些學生給學校領導寫信，宣稱他們要去向四川人民宣傳北京大屠殺的真實情況。還有許多學生離開重慶回家。留在重慶的學生與不是學生的人一起設置路障，掀翻車輛，封鎖火車。在大約兩天的時間裡，這個城市陷入了癱瘓。[20]然而，到了6月5日晚，當局市政府以當地經濟遭受巨大損失為由，說服那些封鎖鐵路的人結束他們的抗議活動，發出呼籲的語氣也相對溫和。抗議者的違法行為更多的是破壞了城市生活的正常功能，而不是暗示反革命的意圖。新聞界、王先生和侯先生都沒有報導任何暴力事件。事實上，王先生稱讚肖秧巧妙地處理了局勢。有傳言說，在對重慶高層官員的一次講話中，他將局勢的嚴重性降低了，將其描述為「無目的的亂動」，而不是北京黨內強硬派使用的標準用語「政治動亂」。

到6月6日，交通流量幾乎恢復了正常。[21] 為防患於未然，該市被置於武裝巡邏之下。[22] 為了響應當局的要求，郊區各縣各動員了200-300人的民兵隊伍。[23]

然而，市政府並沒有利用其掌握的力量，隱性警告被認為是足夠的。在北京大屠殺之後的兩週時間裡，王先生只聽說有幾個學生被逮捕，其中包括一個從學生運動的庫房中挪用資金的人。各大學的行政部門發出信件，命令學生回來參加年終考試，否則他們將被視為自願放棄學位。儘管他們發過誓，但據說到月底，95%的學生都回來參加了考試。[24] 由於預期學生會因前幾個月的干擾而獲得較差的成績，王先生的大學管理人員甚至分發了一份通知，敦促教師在評分時要寬宏大量，王先生欣然接受。

王先生對自己的情況感到足夠的安全，可以留在校園裡。不過，他被要求寫下他在運動期間的活動交代。他盡力不透露尚未公開的組織細節，但是那些負責人對他的報告並不滿意，王先生開始感到越來越不安。到七月底，沒有一個大學教師被逮捕，但有幾十個工人被逮捕。在電視上看到他們被毆打和羞辱的情景，使王先生感到非常不安。暑假到來時，他急忙離開重慶回老家待了一個月，當他在八月底回到校園時，政治氣氛已經惡化。肖秧在處理抗議者時相對寬鬆，用王先生的話說，是「趙紫陽式的」，他被重慶市委副書記，一個著名的強硬派取代了「調查小組」的組長位置。中央委員會剛剛發布了一份文件，指定了在徹底「剷除反革命的根源」的運動中應該針對的十九種人。[25] 王先生意識到，如果需要立靶子，他很可能作為組織者和策劃者被列入名單。當他的一個在運動中不太活躍的朋友消失在警方拘留所時，王先生決定是時候躲起來了。他成功地逃到了香港，一個月後他的妻子寫信說她要和他離婚以保護自己。

正如學生們沒能承受住壓力而改變了自己「空校」的想法一樣，侯先生也注意到，一些50歲以上的工人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他們更輕信政府的宣傳，並願意相信北京軍隊只是為了應對暴力挑釁才使用暴力的官方説法。也有一些人從來沒有贊成過遊行和集會，因為他們的生活受到了動亂的不利影響。而在六月之後，侯先生注意到，他們趁機開始公開詆毀抗議者。但侯先生說，也有一些年輕工人在感情上變得更加激進。他們私下里發誓，如果他們下次再上街，他們會有備而來，必要時武裝起來。暴力不再超出想像。

七月底，公安局要求侯先生過來接受審訊。公安人員對他出奇地客氣，問他做了什麼，捐了多少錢，等等。他被允許回家，但一個為公安局工作的「朋友」很快私下告訴他，他最好躲起來。侯先生溜出了重慶，前往廣東，然後去了香港。

即使是現在，侯先生仍然對他為什麼會成為鎮壓運動的目標感到困惑，他認為自己並不特別活躍。可以肯定的是，他和兩個年輕的個體戶一起出現過，他幫助籌集資金，也為運動捐了一些自己的錢。但他不是一個組織者，也沒有參與任何暴力活動。侯先生懷疑，由於他是抗議活動的參與者，他可能被挑出來，成為八月份即將發起的針對中國個體戶的運動的目標，該運動表面上是為了根除腐敗和逃稅。黨顯然在努力改變大眾的看法，即官員暴利的罪魁禍首是腐敗，通過宣傳個體戶的違法行為並重新集中對他們的怨恨。黨的領導人顯然在盤算，個體戶已經是知識分子和工人嫉妒的對象，針對他們的運動將很少引起人們的同情。參加示威的各個團體將相互對立。[26]

因此，全國范圍內也開始努力利用工人階級對知識分子的對立情緒。 1989 年夏秋兩季的報紙宣傳試圖強化藍領階層對毛澤東逝世後工人階級社會地位下降的不滿情緒。 文章還指責「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公然蔑視工人階級。

在這些宣傳工作中，黨的領導層一直急於抵禦1989年春天險些實現的噩夢：知識分子、學生和工人的大聯合，就像團結工會那樣。對於幾十年來一直將其合法性建立在聲稱代表 「無產階級」利益上的黨的領導層來說，這個噩夢中最可怕的部分就是工人的大規模參與。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當局六月後將工人階級的輿論轉向反對其他團體的努力，也同樣解釋了對那些敢於公開加入這樣一個聯盟的工人所做的嚴厲懲處的公開例子。

在與我們的討論中，王先生提到這些工人是六四後鎮壓的受害者。侯先生則提到工人和個體戶都是主要受害者。他們倆都沒有想到，還有一個群體在鎮壓中承擔了不成比例的份額，包括全國范圍內的大部分處決。這個群體包括失業者和「盲目的流動人口」——即那些湧入城市尋找工作的前農民。正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樣，王和侯仍然急於把自己和自己的社會階層與社會地位遠遠低於他們的人分開。在我們的採訪中，當列舉在運動中被捕的人時，侯和王都沒有想到要包括他們，儘管媒體廣泛報導了這種逮捕。

鑑於這種感覺，當局的分而治之策略可能比前抗議者和西方學者願意承認的更有成功的理由。這對任何未來的自下而上的抗議運動都不是好兆頭。可以肯定的是，出現這種新的爆發的條件仍然是成熟的。白領階層和年輕工人的失望情緒太過普遍，對北京大屠殺的反感太深，以至於黨的領導層沒有多少機會重建群眾基礎。但不同的社會經濟階層在相互認識、怨恨和猜疑方面仍然存在矛盾。下一次群眾運動很可能再次因難以跨越這些鴻溝而受到阻礙。

堪培拉

1990年3月

[1] 統計來自《北京周報》第33卷第8號（1990年2月19日），重慶被稱爲「經濟綜合結構調整試點城市」（第18-19頁）。

[2] 關於公眾對個體戶的看法，請參見 Thomas B. Gold，’Guerrilla Interviewing Within the getihu’，在 Perry Link、Richard Madsen 和 Paul Pickowicz（編）的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89)，第 175-92 頁；還有 Anita Chan，’The Challenge to the Social Fabric’，Pacific Review，第 2 卷第 2 期（1989 年 3 月），尤其是第 122-26 頁。

[3]《重慶日報》，1989 年 4 月 21 日、23 日和 24 日。Joseph Esherick 和Andrea Worden 的章節中討論了西安和長沙事件。

[4]《重慶日報》，1989 年 4 月 23 日，第 3 頁。

[5] 據在成都一家報社工作的受訪者稱，這種報導通常被認為具有顛覆性，只有在報社最高領導層同意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相比之下，她所工作的報紙，她聲稱是由一個自私自利的官僚管理的，就幾乎沒有報導胡耀邦的死訊。

[6]《重慶日報》，1989 年 4 月 25 日。

[7]《重慶日報》，1989 年 4 月 4 日。

[8] 《重慶日報》1989 年 5 月 7 日報導，5月4 日，兩名個體混偽裝成北京大學生，「混入」學生遊行和罷工，發表顛覆性言論，高喊口號，聲稱他們被派來負責組織遊行和罷工。有趣的是，儘管報導​​存在負面偏見，但報紙報導的事實基本正確。

[9] 《九十年代》月刊，1989 年 12 月，第 15-16 頁。

[10]《中國日報》，1988 年 5 月 22 日。

[11] 《重慶日報》，1989 年 5 月 19 日。

[12] 《重慶日報》，1989 年 5 月 18 日。

[13] 例如，《重慶日報》1989 年 4 月 28 日的一篇社論。

[14] 另見香港《英文虎報》，1989 年 10 月 20 日；《南華早報》，1989 年 11 月 7 日。還有《九十年代》，1990 年 3 月，第 78-79 頁。

[15] 《重慶日報》，5 月 6 日至 23 日，6 月 7 日至 15 日。

[16]  這一點在本書中關於其他省份的一些報告中也有所提及。

[17] 類似的感受在兩名北京工人寫給學生的兩封公開信中也很明顯。見《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十月評論社，香港，1989），第67頁。

[18] 在另一組採訪中，兩名來自北京的工人階級背景的民主活動人士向我們表示，這種半就業形式在北京的國家工作人員中也相當普遍。

[19] 廣州的一位民主活動人士告訴我們，儘管他所在的城市確實有一個「廣州市工人自治聯合會」，但其主要組織者並不是真正的工人。他們擁有大學學位，並繼續在工廠和其他機構工作。因為他們不能加入學生或知識分子的團體，他們組成了一個「工人團體」。

[20]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受損車輛的總數為 72 輛。《重慶日報》，1989 年 6 月 7 日。

[21] 《重慶日報》，1989 年6月7日。

[22] 《重慶日報》，1989 年6月11日。

[23] 《重慶日報》，1989 年6月14日。

[24] 《重慶日報》，1989 年6月27日。

[25] 19 種被定爲目標的人，見《九十年代》，1989年9月，第6-7頁。

[26] 關於全國反對個體戶的運動，見《中國之春》，1989 年 9 月，第 54-55 頁；《九十年代》，1989年12月，15-16頁； 《科技經濟導報》，1989 年 9 月 20 日，第 1 頁；《北京周報》，1990 年 1 月 22 日，第 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