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重慶的示威聲浪
譯者前言：在近年的普及下，很欣慰許多人已經開始意識到，六四時學運已經席捲全國各個主要城市，清場亦是全國性的命令，不單單只是北京的事，即使北京絕對是漩渦中心，但也不可因此忽視掉其他地方。過去幾年中，我陸續看見有人講述了上海、成都等地清場時的悲劇。重慶的歷史似乎鮮少有人提起過，不過老實說在時任市委書記的袒護下，重慶的結局確實還算全國不錯的。我找到了 Voices from the Protest Movement, Chongqing, Sichuan 這篇記錄重慶示威情況的文章，於六四33年之際翻譯並分享出來，以示世人勿忘歷史，原文刊於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0 年 7 月號，作者為澳洲國立大學的 Anita Chan 和 Jonathan Unger。 重慶是中國內陸的大城市之一，舊稱 Chungking 。這座城市在海外最廣為人知的一點是二戰期間國民黨曾將此定為戰時首都。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毛澤東發動的將軍事設施向內陸省份轉移的「三線建設」運動下，重慶成為一座生產軍事設備的主要中心。今天這兒的產業更加多樣化，集中了全國30%的摩托車和汽車製造業。[1] 與北京的民主示威和西安、長沙、成都的暴力衝突相比，1989年春天在重慶的動蕩溫和許多。儘管如此，過去五年來在民眾中積累的挫敗感在此與其他地方一樣爆發為大規模抗議。在接下來的幾頁中，我們將重點關注這些挫折，並展示它們在不同社會階層中的不同之處。 我們還將看到，相互誤解和不信任如何破壞重慶不同階層抗議者之間的合作。 我們不在現場，但我們採訪了兩位來自重慶的前民運人士， 他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背景，從不同的角度講述了這場運動。 他們從未見過面，但在北京大屠殺後，他們各自躲過追捕逃到了香港，我們在 1989 年 11 月和 12 月期間分別對他們進行了採訪。他們最近都獲得了西方國家的難民身分， 離開香港到國外生活。 第一位受訪者姓王，32歲，在被迫逃離之前，他是重慶 19 所高等教育機構之一的初級教員。雖然他很年輕，沒有參加過 1966-68 年的文化大革命，但他在那個時候年齡足以令他記住了當時的派系暴力。1989 年春，當他成為大學抗議運動的顧問和領導者時，他對紅衛兵的酸楚記憶使他對學生施加了適度的影響。他對其中一些學生主張極端紅衛兵式行動（下文討論）的描述應該提醒我們注意學生運動中的暗流，這些暗流有時會危及抗議活動的和平性質。 第二位受訪者姓侯，來自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和職業背景。在飛往香港之前，他是一名私人企業家，一個「個體戶」。個體戶這個詞，字面意思是「個人私有家庭」，在漢語中具有特別複雜的內涵。該術語包括自僱修理工、出售早餐煎餅或走私進口服裝的街頭小販，以及自己擁有出租車的出租車司機，但也包括工廠主和利用其關係腐敗地賤買貴賣的投機交易者。20世紀80年代初，大多數最初的城市個體戶出現在社會主義階級制度的邊緣：那些沒有能力在國家部門獲得穩定工作的人，當國門打開時，他們開始為自己的生活而奮鬥，作為脫離失業者行列的一種手段。因此，個體戶一詞帶有兩種相反的含義，它既讓人聯想到與英語「企業家」（entrepreneur）一詞相似的主動性和足智多謀，又帶有遭人反感的含義，即指代那些在社會上被懷疑用非生產性和不總是追求高價的手段來賺錢的人。知識分子和學生往往對個體戶不屑一顧，指責他們哄抬物價，如果他們做得很成功，則會被視為暴發戶而加以憎恨。[2] 直到 1989 年 6 月，侯先生都是典型的成功個體戶。他在一個貧困的工人階級家庭長大，家中六個孩子都不能吃飽穿暖，他的人生理想一直是賺大錢。高中畢業後，他成為了重慶一家大型軍工廠的工人，但他覺得那裡的所有主動權都被成批的官僚扼殺了。當鄧小平推行的經濟改革政策帶給他「做自己的事」的機會時，他湊了 300 元借來的錢，開了一家私人餐館。每天工作 12 小時，他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並利用收入繼續從事更有利的工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