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脫「白色」恐怖：大清零運動下的「潤」學實操

譯者前言：在近年的普及下，很欣慰許多人已經開始意識到，六四時學運已經席捲全國各個主要城市，清場亦是全國性的命令，不單單只是北京的事，即使北京絕對是漩渦中心，但也不可因此忽視掉其他地方。過去幾年中，我陸續看見有人講述了上海、成都等地清場時的悲劇。重慶的歷史似乎鮮少有人提起過，不過老實說在時任市委書記的袒護下，重慶的結局確實還算全國不錯的。我找到了 Voices from the Protest Movement, Chongqing, Sichuan 這篇記錄重慶示威情況的文章，於六四33年之際翻譯並分享出來，以示世人勿忘歷史，原文刊於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0 年 7 月號，作者為澳洲國立大學的 Anita Chan 和 Jonathan Unger。 重慶是中國內陸的大城市之一，舊稱 Chungking 。這座城市在海外最廣為人知的一點是二戰期間國民黨曾將此定為戰時首都。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毛澤東發動的將軍事設施向內陸省份轉移的「三線建設」運動下，重慶成為一座生產軍事設備的主要中心。今天這兒的產業更加多樣化，集中了全國30%的摩托車和汽車製造業。[1] 與北京的民主示威和西安、長沙、成都的暴力衝突相比，1989年春天在重慶的動蕩溫和許多。儘管如此，過去五年來在民眾中積累的挫敗感在此與其他地方一樣爆發為大規模抗議。在接下來的幾頁中，我們將重點關注這些挫折，並展示它們在不同社會階層中的不同之處。 我們還將看到，相互誤解和不信任如何破壞重慶不同階層抗議者之間的合作。 我們不在現場，但我們採訪了兩位來自重慶的前民運人士， 他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背景，從不同的角度講述了這場運動。 他們從未見過面，但在北京大屠殺後，他們各自躲過追捕逃到了香港，我們在 1989 年 11 月和 12 月期間分別對他們進行了採訪。他們最近都獲得了西方國家的難民身分， 離開香港到國外生活。 第一位受訪者姓王，32歲，在被迫逃離之前，他是重慶 19 所高等教育機構之一的初級教員。雖然他很年輕，沒有參加過 1966-68 年的文化大革命，但他在那個時候年齡足以令他記住了當時的派系暴力。1989 年春，當他成為大學抗議運動的顧問和領導者時，他對紅衛兵的酸楚記憶使他對學生施加了適度的影響。他對其中一些學生主張極端紅衛兵式行動（下文討論）的描述應該提醒我們注意學生運動中的暗流，這些暗流有時會危及抗議活動的和平性質。 第二位受訪者姓侯，來自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和職業背景。在飛往香港之前，他是一名私人企業家，一個「個體戶」。個體戶這個詞，字面意思是「個人私有家庭」，在漢語中具有特別複雜的內涵。該術語包括自僱修理工、出售早餐煎餅或走私進口服裝的街頭小販，以及自己擁有出租車的出租車司機，但也包括工廠主和利用其關係腐敗地賤買貴賣的投機交易者。20世紀80年代初，大多數最初的城市個體戶出現在社會主義階級制度的邊緣：那些沒有能力在國家部門獲得穩定工作的人，當國門打開時，他們開始為自己的生活而奮鬥，作為脫離失業者行列的一種手段。因此，個體戶一詞帶有兩種相反的含義，它既讓人聯想到與英語「企業家」（entrepreneur）一詞相似的主動性和足智多謀，又帶有遭人反感的含義，即指代那些在社會上被懷疑用非生產性和不總是追求高價的手段來賺錢的人。知識分子和學生往往對個體戶不屑一顧，指責他們哄抬物價，如果他們做得很成功，則會被視為暴發戶而加以憎恨。[2] 直到 1989 年 6 月，侯先生都是典型的成功個體戶。他在一個貧困的工人階級家庭長大，家中六個孩子都不能吃飽穿暖，他的人生理想一直是賺大錢。高中畢業後，他成為了重慶一家大型軍工廠的工人，但他覺得那裡的所有主動權都被成批的官僚扼殺了。當鄧小平推行的經濟改革政策帶給他「做自己的事」的機會時，他湊了 300 元借來的錢，開了一家私人餐館。每天工作 12 小時，他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並利用收入繼續從事更有利的工作。到…

填一個之前留的坑——有關三線建設環境下，我的童年背景。 突然想談這件事還有一個契機，是看了最近很熱門的《你好，李煥英》這部電影，電影本身我就不評頭論足了，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電影中的場景特徵過於鮮明，以至於一眼就能看出是拍攝於一個三線廠——果不其然，取景點是位於襄陽市的湖北衛東機械化有限公司，正是屬於三線建設的遺產。 三線建設是什麼呢？說白了就是北部灣事件之後越戰升溫，中蘇關係亦交惡，中國感覺很可能要開戰了，於是重要的工業、國防、科技等企業，趕緊從沿海往內陸搬，配套興起的新基建也都放置在三線地區。「三線」則是一個軍事地理概念，對應沿海、近沿海的「一線」「二線」，和今天口頭所說的西部地區大致吻合。 基於這樣的背景，三線建設中軍工廠或是為軍事配套的企業，佔了絕大多數。包括我成長的廠區，以前也是一個軍工廠。這些軍工廠在那個年代往往都使用代號指稱，很多正式的公司名字都是後來才有的，詳見這一份中國軍工廠代號大全。這些代號後來慢慢演變為了地名，比如上次我就是看見了「這裡曾是 208 的庫房和 845 的臨時職工宿舍」這樣的文字，頓覺饒有趣味，也促使我想整理一下三線遺產怎樣留存在我的生活中的各個細節。我相信不熟悉背景的人，比如我現在港臺的朋友要是看見這種話，一定是一頭霧水。 同時為了軍事的隱蔽性，廠址往往要選擇靠山杳無人煙的地方，當時就有所謂「分散、隱蔽、靠山」的原則，所以這些三線遺產，也並不可能在當時西部大城市的市中心，而是在轄區內的一些偏僻角落。從上面的代號大全也能看出，像是分布在重慶的工廠，也往往都是江津、合川等地，離市中心有上一段距離，甚至離縣城都很遠，實際廠址一定是個偏僻的小地方——今天看來有些廠址也許不太偏僻，只是因為中國城市擴張得確實太快了。 回望那個共產年代，極為重要的一個口號就是「勞動最光榮」，工人階級算得上共產年代的小康階級，當時的平民們也確實以能夠成為一名工人為榮，工人的生活質量對比當時的農民階級確實也好很多。電影中電視播放的臺詞，足夠讓我高呼太有共產那味了。工人階級也迅速擴大，我相信這應該是很多人的集體回憶，並不一定要是三線廠，工廠遍布全國各地。 電影中80年代，對我來說都太久遠了，我想我還算得上叫年輕。電影中的情節譬如供銷社還在運營，買電視需要票，這些事件我從未經歷過，所以真真正正三線的氛圍，離我很遠很遠，我只能談「遺產」。80年代之後，因為改開等因素，三線建設其實已經走向結束了，這些諸多的軍工廠開始了所謂的「軍轉民」，我成長的廠區還算轉型成功了，現在是當地一個普普通通的製造業工廠。而很多沒有轉型成功的三線企業直接倒閉，也引發了不小的失業潮。90年代全國範圍內的「工人下崗」潮，其成因複雜很多，三線建設的結束造成崗位變少，我認為怎麼也算得上其中的一個小催化劑。 我想因此，我也幸運得多。因為那個共產年代沒有那麼美好，從一些三線建設的影視作品中，也能看出拍攝三線建設題材的導演思考和反應的是那個年代的衝突和矛盾，比如王小帥的三線建設三部曲。很幸運，我避開了那個年代，只是不再有資格去評論真正的三線建設是怎樣，而只能談談它的遺產，如何潛移默化地融入在我的生命當中。 那個年代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廠區本身即是一個社會，即使到我童年的時候，也沒有改變很多。這句話的意思是，廠區內所有配套機構設施一應俱全，跟一個正常的城鎮沒有任何區別，更甚者，可能專門會為一個大廠設立單獨的行政區，基本算是特區，我那兒便是如此。我出生的醫院是以前職工醫院，我上的幼兒園、小學，其實都是以前廠區的職工子弟學校，只不過軍轉民之後，這些機構也都移交給了政府部門，掛上了像是人民醫院、實驗小學的其他名字。前幾年我都仍能在當地政府的公文中讀到像是「某某路幾十米的路燈，轉交給市政部門管理」這樣的事項，在一廠獨大的年代，所有的這些基礎設施，都是為工廠所有的。更多的像是過年時的遊園等活動，都是由工廠組織的，有種工廠實質等於地方政府的感覺，那時候和朋友一起玩，其樂融融。也難怪人們常說年味淡了，我已經很多年沒聽說過春節遊園為何物了，也不再有人會陪我一起去參加。 大家都住在家屬院，也是極具共鳴的回憶。網上常說高中同學往往最後才能成為人生中最好的朋友，說來我最好的朋友卻都是小學同學。因為大家從小都認識，住哪棟樓哪一層都瞭如指掌，每年過年回家時有很大機會碰面，乃至於這個小社會裡父母也互相認識，常常還會餐桌上提一嘴他們家怎麼樣了，想淡忘都不容易。不過隨著大廠的衰落，大家紛紛都搬走了，我家大概也是那個時候遷往了主城區，說起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大躍進和光速擴張，我也是參與者之一。現在再回那個廠區小城，除了過年以外，幾乎只剩下退休的老年人，一片蕭條之景。所以我在《Into The Tokyo》那篇文章提到的共鳴點，也正是這個：一塊地區由於大國企的衰落而變得十分蕭條，是充斥於全國各地的時代洪流。 三線建設大概還帶來了豐富的外來人口，重慶是一座移民城市，三線建設是歷史中一次大的移民潮。重慶也是一座本土文化強勢的城市，直到今天街上人談話也一定不是用的普通話，但小時候在我那個山旮旯，樓下小賣部阿姨竟然是講著普通話的北方人，可見當時外來人口真的不少。我很多小學同學的爺爺輩都是吳語區的人，大概也是當年奉旨西進的。小時候去他們家作客，也是對我們講的普通話，顯然是不會重慶話的，不過他們的後代居然都沒人再說吳語而全是講重慶話，也算是一個很有趣也值得深思的現象了。維基提及三線建設形成的重慶吳語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重慶市區的語言，我倒是沒有明顯的感覺，我主觀上的感受就是傳一代竟然就傳丟了，也許一些詞彙的變化，就是學者口中所謂的影響之一吧。（BTW講到語言話題職業病就犯了，想多說一點，在討論頁也看見有維基人質疑吳語在當地的影響力，雖然也是基於經驗論的，但似乎這個結論確實缺乏更深一步的研究成果佐證。） 談及遺產，也應該談談物質方面吧。如前文所述，一些工廠仍在運作，一些工廠已經荒廢。有些荒廢的工廠近年來被文創熱席捲，搞成了一個個文創園區。紅磚廠房和牆體上的大白字是他們的標配，我記得在我故鄉那最老的幾棟60年代的廠房便是這樣，牆體上赫然寫有「毛主席萬歲」幾個大字，那大概就是一瞬間就能把我拉回共產年代的建築。那幾棟廠房甚至仍在投用，但一般居民已經習慣把五字真言當作地點的代稱而不是其本身的名字，他們要是想提到那個地方，就會說「毛主席萬歲那兒」，要說真名應該是某某車間吧，雖然我也不清楚那到底是個什麼車間。 前幾年有關 404 廠的消息浮現水面，真的就是 404 not found 的404，那是一個核工業相關的廠區，所以一度處於保密狀態。當時我在知乎上看到關於 404 的討論，巨大的興趣油然而生，借用這篇《我在404長大》做一個擴展閲讀。有機會真的很想去那個地方走一走，其實從照片中看來，那兒普通得不能太普通，一模一樣的共產小平樓，並無任何新鮮感。不過我想像著若是踏上那些小路，腦中對於冷戰時期的認知、以及世界局勢幾十年來的走馬燈都會一瞬閃過的樣子，便覺滿足。景觀是最不重要的一環，要的就是那種神秘感，近年來紛紛湧入北韓的外國遊客大概也是這種想法吧，我不認為那個地方有什麼壯麗山河或者別致的城市設計，有一種奇妙的感受足矣。 三線建設已經遠去，政府方面也在想如何利用這些物質上的遺產，我屢屢能看見關於如何傳承和保護三線建設遺產的文章，我們那兒聽說地方政府的策略是想建成一個博物館和工業旅遊園區。三線建設在很多國外學者的研究結論中，都是不成功的，倉促又盲目。積極意義大概只有縮小了東西差距，這沒說錯，重慶作為戰時首都的遺產早已所剩無幾，它真正的工業基礎其實是三線建設時期拉上去的。我還能看見我成長的工廠名字就寫在三線建設詞條下的部分建設成就中一欄，避免實名上網，就不點名道姓了。我不懷念那個年代，未曾經歷過真正的三線建設過程，更不喜歡 Communism，但也並非意味著我要去排斥它，它的遺產確確實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很多獨特的回憶——不乏美好的，有很多值得斟酌和品味的細節，有待娓娓道來……